o 在政府管制低效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完全放弃管制或实行私有化也并非是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因此实行管制创新与部分放松管制成为政府管制的发展方向。
[13]行政规制实践的差异，决定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中对于行政规制的主体的界定不能直接移植国外的相关定义。比如，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深入评估了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性缺失，出台并推动新的改革方案，涉及金融机构规制、金融市场规制、消费者权益保护、危机处置和国际合作五个方面，并且通过立法扩权和规制权力重新配置等方法，赋予美联储以及政府规制机构更大的权力，以对大型金融机构和组织进行更严格、更持续的规制。
本文在回顾和总结我国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仅对于一些基本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厘清，仍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关注和探讨。后来逐渐扩展到社会规制研究，包括环境、质量、产品的安检和工作场所的安检的规制。虽然社会性规制在目的属性上相对于经济性规制具有独特性，但是就行为对象而言，针对的目标仍然是市场主体以及其特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试图通过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干预而达到特定的社会目的。因此，如果继续将行政规制仅仅理解为规范、制约、限制性行为，就无法涵盖现代行政规制行为的新发展。英美等国依据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以及之后的华盛顿共识塑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体系，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解除或放松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规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市场自由化。
在中国，利用管制影响分析对于‘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审视，对于政府制定、协调、执行管制法律法规的能力的检讨，大大有助于当前中国在多种失灵中转换政府角色……增强政府管制的正当性和妥适性。[38]二是行政活动说，这一观点认为行政规制不仅包括了行政行为，而且包括了准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等各种不同形态的行为。这是近年关键词研究方法渐兴以来，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论作。
根据此种分析，我们可知变异的发生不同在于前者侧重于客观而后者可能更多归因于主观。肆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自我封闭，与之相对则有两次开放。因为这从根本上关乎彼时政治和知识界精英所固守的政制和思想观念。但是整体上而言，作为一个承载了复杂意义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研究却更多地流于制度史的史实叙事，或具体事例的背景性阐释。
而异化的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跨语境实践，二是词语滥用。1870年代，清政府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留英日记以《使西纪程》为名被总理衙门刊行，文中有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并针对晚清时局提出了效仿西制的建议。
这是一段很有意味的时论，这里投射出两个紧密相连的观念，一为制度主义进路的晚清宪政与追求国家富强之间的逻辑关系，二为它所揭示的传统中国政教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制度等与学术或知识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一种把外来事物与本国固有事物关联起来，视外来事物为本国固有事物之具体表现的附会逻辑便显现出来了。就此而言，检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的跨语境实践的关键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厘清宪政及其关联范畴的原初义涵，更重要的是要清算我们究竟为这些外来观念预备了何种语境，我们展开的实践所意图达到的预期是什么？决定此种语境和实践的思维模式和预置观念是什么？如果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来重新阅读中国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我们将会激活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使得历史事件从文本走向实践。两次封闭都出于自我的主动，但开放则是对这种自我的反思和冲破，使得这种开放有着很浓厚的被迫意味。
其竟无善耶，则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这种附会逻辑一方面从表现形式上过滤和重塑了外来的事物，使之契合于时人的预期，另一方面也使得输入外来事物的正当化逻辑顺应华夷之辨的文明观。在晚清士人看来，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周边异姓民族侵犯甚至入主中原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摧毁华夷框架下的中国文明体系。中国宪政史的观念意义被轻视了，换句话说，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晚清以降的立宪运动并没有规模性地成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从而对我们在多种视角下认识和评估其历史和政治意义提供智力产品。
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朝野保守势力的抵抗中获得艰难的推行，在于它固守着一个极为清晰的本体论前提，即华夷之辨，并且就此确立了其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路线的具体内容。
这在研究进路上恰好与关于五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王人博教授最近领衔出版了《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一书。可见轩然大波之引起，聚焦点便在于郭嵩焘所言之夷狄之文明上。
可想而知，在这种人己关系指导思想下，因中国与西洋诸国各自坚守的国际秩序观的不同，必然会投射到对外来政教思想的处理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晚近三十年来思想界的诸多论争，还是1840年代以降七十年间的历次论战，都是对此种逢迎与衔接的痛苦回应。在笔者看来，这种局促和困窘来自于门户开放之后所日显的送穷的现实性逼迫，而对近代中国而言，除了送穷之外，还有退虏的政治诉求。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描述，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且并不系乎今日之国民，实系乎先民之政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中国一方面要逢迎西方世界的现代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对域外新观念的贯彻和落实又被要求冠以特殊性的话语，以此保证与传统的文化和政教进行历史性的衔接。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论调，而这要是提早三十年则定会引发轩然大波。文章来源：《读书》2013年第4期，原文略有删节。
结果在清朝野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先民政教中，其犹有善因耶，则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学习基础制造业和西方自然科学的里程。壹学界对晚清立宪运动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一种国家行为的方式来整合资源以图国运兴继的运动。作者指出，关键词研究在于厘清词语异化所导致的意义混淆或思想变形。正是在这种被迫又焦躁的重建自我的过程中，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制度与精神等范畴的二元对立越发显现出种种局促和困窘这是近年关键词研究方法渐兴以来，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论作。
从表象上看，晚清士人的政制观念正一步步地演进，当时把宪政实践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仿行立宪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立宪政体的选择，从深度精神结构上来分析，这种支撑这种选择的依旧是华夷之辨和中体西用的顽固框架。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一种国家行为的方式来整合资源以图国运兴继的运动。
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朝野保守势力的抵抗中获得艰难的推行，在于它固守着一个极为清晰的本体论前提，即华夷之辨，并且就此确立了其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路线的具体内容。从表象上看，两次封闭都缘于主政者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而从深层次的历史和精神结构看，两次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实践又极为清晰地展示了中国人追寻现代、重建现代认同的急迫甚至焦躁。
两次封闭都出于自我的主动，但开放则是对这种自我的反思和冲破，使得这种开放有着很浓厚的被迫意味。这是一段很有意味的时论，这里投射出两个紧密相连的观念，一为制度主义进路的晚清宪政与追求国家富强之间的逻辑关系，二为它所揭示的传统中国政教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制度等与学术或知识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
华夷之辨的一个方法论表达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中国一方面要逢迎西方世界的现代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对域外新观念的贯彻和落实又被要求冠以特殊性的话语，以此保证与传统的文化和政教进行历史性的衔接。而如今西洋的武力进犯也同样不能够颠覆传统的文明观和天下观。且并不系乎今日之国民，实系乎先民之政教。
而这种矛盾的心态和屡遭挫折的师夷，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步入一个全新阶段时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思想困局和民族精神结构的错位。结果在清朝野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在研究进路上恰好与关于五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王人博教授最近领衔出版了《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一书。当时人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晚清朝野在应变对策上，每随外患日甚而产生一种新的认知，从海防不修而追求稳固海岸线，鸦片战争失败而追寻坚船利炮，又知自然科学的功用，最后归结于政教修明方可根本上实现退虏和送穷。
其竟无善耶，则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在笔者看来，这种局促和困窘来自于门户开放之后所日显的送穷的现实性逼迫，而对近代中国而言，除了送穷之外，还有退虏的政治诉求。
